我们有可能用“经济”之外的语言理解世界吗？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给予“讲故事”以非常高的评价，称人类讲故事的“虚构”能力才是文明发展内在的动力。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个年代都有占据主导的故事版本，有时是宗教，有时是科学，那么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故事是什么？在加拿大批判通识作家迈克尔斯看来，这个答案是“经济语言”。

经济语言具体体现为，在个体层面，人们都默认自己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利益，且每个人都能精准地理解对于自己来说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在群体层面，不断强化对市场逻辑的肯定，并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理解为纯粹的市场竞争关系。迈克尔斯认为，经济语言对我们理解世界固然有所助益，然而当它日渐成为一种不仅占据主导地位且变得“单一”的文化，诸如工作环境的不稳定、公共福利部门开始追逐私利乃至艺术的庸俗化等种种问题就出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常常讨论的“内卷”现象，也是问题的一种表现。

迈克尔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创造一种与单一文化相对的“平行结构”，在依然与社会结构保持连接的情况下寻求改变。相对于他犀利的分析，这种对解决方案的构想似乎显得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难逃单调》，有删改。

《难逃单调：当人遭遇经济浪潮》，作者: [加] F. S. 迈克尔斯，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12月。

原作者丨[加]F.S.迈克尔斯

为什么要摆脱经济语言的单一文化？

单一文化使我们的经验与期待向经济故事靠拢，生活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正如生物多样性反映了许多生命形式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价值多样性也反映了我们的各种生活“方式”与社会系统的健康。一旦失去价值多样性，我们也就丧失了在经济领域以外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曾在某些生活领域使用的“语言”——家庭与人际关系的语言、自然世界的语言、艺术与精神层面的语言、卫生与健康的语言、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语言。经济语言取代了这些语言。

但语言不是中立的。以经济语言来讲述我们所有的故事，最终将改变故事本身的意义。正如语言建构了我们的思想，而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单一文化也开始改变我们的决定与生活方式。

随着单一文化的成长，我们也失去了价值多样性以外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存在于市场之外、存在于经济故事疆界之外的创意。这类创意不只表现在艺术上，也表现在科学、关系、精神与其他事物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各层面均存在着创意。

想象有两个圆彼此重叠了一小部分。其中一个圆代表你的创意，另一个圆代表经济故事里的市场世界。两个圆重叠的区域代表创意在市场世界里获得的经济成功。经济故事说，两个圆重叠的部分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能生产出人们愿意购买的东西才叫创意。事实上，这两个圆不可能重合，但在经济的单一文化中，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创意通常被视为不值得追求。

在经济的单一文化中，为了好玩而尝试各种观念与事物，甘冒创意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其危险性都在不断提高。无效率、浪费与市场失灵——也就是位于重叠区域之外的创意部分可能面临的问题——的风险高得让人难以承受。因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个领域的创意都将局限在两个圆的重叠区域内，也就是两个圆的交集部分，这里可以获得最多人的认同，也会吸引最多人购买。

然而历史显示，重要的创意发明往往来自游戏感，产生创意的人并未预见到自己的成果可以在市场贩售。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18年出生在纽约市，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原子弹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战后，费曼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教书。1965年，他因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费曼在不同时期还曾是故事大王、艺术家、邦戈鼓手和密码破译专家。费曼的思想天马行空，他喜自辟蹊径，且从不固执，求知欲极强。他很爱恶作剧，但往往只为点出世间许多荒谬之处。曾有一段时间对物理学感到作呕。他记得，物理学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当初他抱着游戏精神，他钻研的全是自己感兴趣、能让自己沉迷的部分，他完全不管自己的研究是否在科学界具有重要意义。在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之后，费曼决定重拾初衷，只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只为了让自己开心而再次玩转物理。

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1988），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65年，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某天，费曼在学校餐厅看见有人闲来无事，把盘子抛到空中玩。他注意到盘子往上的时候会摆动，而盘底校徽转动的速度比摆动来得快。费曼觉得好玩，于是开始思考摆动的方程式。他的同事承认这些方程式很有趣，但质疑它们的重要性。费曼轻蔑地说，不管怎么样，这些方程式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研究只是为了好玩。渐渐地，他又重新燃起对物理学的热情。他说：“抱着玩心来研究物理学比较容易，那种感觉就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不费力地自己流出来。我差点就失去这样的感受！我做的研究并不重要，到了最后，重要性却慢慢浮现出来。我能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源头就是我很无聊地对摆动的盘子产生兴趣。我对物理的热情回归于我。”

这种无所为而为之的创意，单纯为了趣味而产生的创意，在单一文化里是充满风险的举动。如果创意观念与市场成功的联结并非一目了然（罗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小说曾吃了十几家出版社的闭门羹），那么单一文化就会反对这样的创意。大家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因此衍生出规避风险、因循苟且与故步自封的心态。结果，有趣、美妙而优雅的创意观念或创意表现如果缺乏市场前景，就很难获得发展或寻得支持。

从事个人喜欢的工作，不理会他人的想法，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创意，也需要独立精神的支持。约瑟夫·坎贝尔约瑟夫·约翰·坎贝尔（Joseph John Campbell），美国神话学家、作家、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他的研究工作涵盖诸多人类经验的面相。坎贝尔的巨著《千面英雄》讨论了全世界神话故事的英雄旅程与其转化过程。此书出版之后，坎贝尔的理论被许多现代作家和艺术家有意识地运用。他的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加以概述：“从你所好。”相信，如果你追随内心的喜悦，“你将走上一条早已存在的等待着你的道路，你将过着你应该过的生活……追随内心的喜悦，不要害怕”，他说，“虽然你不知道道路通往何处，但一定有一个地方，会有一扇门为你开启”。

然而，独立精神却被单一文化的整合要求所阻碍。如果你接受单一文化，相信自己是他们说的那种人，相信世界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那么你就丧失了开创自己人生的自由与能力。创造不同的故事，而非只局限于经济故事，你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就能发挥创意，能表现出真正的自我。单一文化只专注于一件事，它坚持认为，经济价值与经济设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精神的、政治的、思想的，还是关于关系的。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不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会遭遇损失，但顺从的代价更大

要求我们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并非崭新之物。这些压力其实非常类似于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意识形态社会里的居民所体验的压力，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把这种现象一一描述出来。

哈维尔表示，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里，你必须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必须根据社会的价值与设定来行动。如果你拒绝与社会一致，你会惹上麻烦。你会遭到孤立、疏离，你会被当成唯心主义者而遭受指责，或者被认定为不合群而受到轻视。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而你也照着做了，但重点是“让人知道”你正在做。哈维尔说，你必须跟别人一致，才能生活下去。你必须跟别人一样，承认某些事一定得这么做，你才能过日子。如果你无法依照大家期望的方式行动，其他人会认为你的行为异常，认为你生性高傲，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自以为能离群索居。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让你跟其他人产生幻觉，把应然当成实然，把自己听到的故事当成理所当然。他们经年累月反复宣讲这套故事，最终每个人都相信且讲述同一个故事。

哈维尔说，事实上，这个故事并非理所当然；这个故事的目标与生命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鸿沟。生命的发展是多元与多样的，生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而系统则要求一致、统一与纪律。哈维尔说，系统“是个表象世界，却企图充当现实”。这个表象世界靠着自动驾驶运作，它渗透且塑造了整个社会。表象世界部分是稳定的，但也有部分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建筑在表象上。生活在表象世界里，你不需要相信它，但你必须装出与它一致的样子。

有时候，整件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坏处，你可能耸耸肩说：“跟表象世界一致有什么不好？”哈维尔说，于是，你接受了游戏规则，成为游戏里的玩家，游戏成立。然而，与表象世界一致的模式也让你规避真实的自我，你通过僵化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联结起来，而这个意识形态创造了幻觉，使人误以为事物的本质是人类与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哈维尔说，一旦接受表象世界里的生活，你就开始“活在谎言里”。这最终会造成巨大的人性认同危机：为了在系统里存活，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脱离表象世界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你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行为本身。当你打破表象世界的规则时，你显示了人可以活在真实里，无须活在谎言里。因此，任何与社会不一致的行为都必须被除掉。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市场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市场语言加以表达，也就是必须在语言中提到货币”。举例来说：“聪明的水手能调整船帆，利用风力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可能性与面对的挑战：调整船帆，乘着市场的风，增进我们的工作绩效与……改善我们的生活。”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别忘了，经济故事说，人是理性的，人愿意采取行动最大化自己的最佳利益。身为理性的个体，你会采取能实现自身目标而且所需资源最少的行动。坚守信念显然要比什么都不说与什么都不做成本更高（你也有可能水波无痕地沉入池子里），在经济故事里，坚守信念绝不符合最佳利益。相反，符合最佳利益的做法是愿意低头，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更不要破坏现状。

然而，在人生关键时刻坚守原则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事，也是人性时时驱策我们去做的事。因此，虽然就经济价值与设定来看，计算与选择最低成本完全合乎理性与逻辑，但合乎理性并非人生的全部。奥斯卡·王尔德说：“人生的致命错误并非源自人的不理性；相反，不合理的时刻很可能是人生最棒的时刻。致命的错误往往来自人的逻辑性。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换言之，无论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价。生活在经济故事之外，成本是昂贵的，但生活在经济故事与单一文化里，我们依旧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成本。当我们一度珍视的本质——如真、善、美、正义——沦为达成经济目的的工具，并且接受单一文化的生活时，我们就被剥夺了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当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无法满足时，我们就会产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谓的超越性病态：“灵魂的病态。”

选择并不容易。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要遵循单一文化，与经济故事保持一致，还是从定义我们大部分文化内容的经济故事中自我放逐？换个问法：如果人生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那么你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的故事，贯彻你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价值？

 不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会遭遇损失，但顺从的代价更大

要超越单一文化，不是通过特定的活动来达成。哈维尔说，一开始要离开经济的表象世界，采取的做法很可能是“不”做某些事——不做他人预期的事，不满足他人的需要。然后，你逐渐以低调的方式，去过符合自己内心深处价值的生活，而不遵循单一文化的有限价值。你开始有意识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也更有决心地敞开胸襟，去接受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价值。

当你开始遵循内心深处的价值来生活，不去理会单一的经济价值时，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你的行动会产生更有系统、更有条理的结果，哈维尔称这个结果为“在社会上过着独立的精神、社会与政治生活”。这里的独立生活并非与生活的其他层面隔离开来，而是在摆脱经济故事与单一文化后拥有的高度的内在自由。独立的生活几乎可以用任何形式来展现。你不需要自主地放弃手上的任何事物，也不需要直接前往能超越单一文化的地方。独立的生活可以包含在你做的任何事里，你在的任何地方，以及你刚好已经踏入的任何活动领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独立生活自然而然开始组织成某种形式，逐渐产生哈维尔所谓的“平行结构”。哈维尔说，平行结构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争取自由、真理与尊严的过程——它是真实生活的具体表现。平行结构让你有空间过不同的生活，从真实的人性需求中成长。你在生活中回应的是由下而上的需求，而非由上而下的指示，因此你的发展是有机的。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平行结构不是反文化结构；平行结构之所以被称为平行，主要是因为这些结构与单一文化“并存”。即使你参与了平行结构，你仍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既有的经济结构与价值系统，来与单一文化的表象世界产生联系。与此同时，你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持续与经济故事互动。尽管如此，我们有具体的办法来超越单一文化中的经济故事的价值与设定。有三种这类的平行结构：慢食运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筑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的模式语言，以及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

粮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根据经济故事的说法，粮食代表市场。买方希望以最少的资源购买粮食以满足自身需要。卖方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这样他们才能卖得更多）尽可能将手中的粮食卖出；卖方的生产力与效率越高，就能获取越多利润。经济故事说，当粮食市场达到最佳效率时，供需就会均衡；卖方不会生产无法出售的东西，而买方不会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效率可以避免人们浪费资源，资源是稀少的，因为资源再怎么丰沛都无法满足人的欲望。当市场与市场竞争遍及全世界时，就可以达到最佳效率。

经济单一文化把这项原理运用在粮食上，认为我们在种植与生产粮食时应尽可能提升效率与生产力，与此同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粮食的准备与食用上。从单一文化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农业是合理的。它有效率。通过工业化农业，我们食用的东西几乎都能大规模生产——从鸡与鸡蛋，到牛与猪、鱼与蔬菜、玉米与小麦。在大量生产下，我们发展出规模经济，使我们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大量粮食。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凡是能增加粮食生产力，降低买方的价格与不便，以及增加卖方利润的工具和方法，都是正面的，至于这些工具和方法是否包括使用杀虫剂，将动物拥挤地圈养在笼子或畜栏里，发展养殖渔业，开发基因工程或申请种子专利，则不是经济故事关注的，因为经济故事只在意对买方与卖方有利的故事。经济学家E.F.舒马赫表示：“你可以说一件事是不道德的或丑陋的，会摧毁一个人的灵魂或使其堕落，会危害世界和平或未来子孙的福祉；但只要你没能证明一件事是‘不经济的’，你就没能真正质疑它生存、成长和繁荣的权利。”

与之相反，平行结构对粮食的看法完全体现在慢食运动上。20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有一群年轻的政治活动分子希望重新发掘食物的美好，以及重新感受生产、准备、烹调与食用的过程。慢食运动自此诞生，然后在1989年从巴黎迈向国际，当时来自意大利的250名成员团聚一堂共同进食。换言之，这场运动落实在全世界所有成员的生活之中，因此获得有机的成长。

热衷慢食运动的人认为，食物不只是维系生命的必要之物，它也是乐趣所在。食物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怎么看待食物，反映出我们怎么看待人生。慢食作为一种平行结构，它给予我们空间，使我们过不同的生活—— 一种比较缓慢、比较有乐趣的生活，这种生活又称为慢活。慢活不是放弃日常生活；慢活也不是懒惰或一味怀旧。相反地，温蒂·帕金斯（Wendy Parkins）与乔弗瑞·克雷格（Geoffrey Craig）两位学者表示：“慢活是这样一种过程，面对日常生活—— 包括生活的步调、生活上各种复杂的状况、平凡的例行公事与令人兴奋的时刻——都是认真和专注的，它首先尝试以一种有意义的、可持续的、深思熟虑的、愉快的方式活在当下。”5通过这种方式，慢食运动作为一种平行结构，能帮助我们活得更自由、真实。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大家围坐在一起分食面包，这是人类的伟大传统，它代表的不只是口腹之欲，还有其他的价值。共食可以建立信任与友谊，在众人陪伴下，我们可以获得放松。让·瓦尼埃让·瓦尼埃（Jean Vanier），加拿大基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1964年，瓦尼埃创办涵盖37个国家的国际社区组织——方舟，帮助发育性障碍患者及协助他们的人士。创立方舟这个发育性障碍社群，他说：“用餐时间应该充满笑声，因为笑能开启人的心灵，会笑的团体是能放松的团体。大家能够放松，便能一起成长。”7慢食运动鼓励人们重新发现食物的乐趣与智慧，不仅为你自己，也为你爱的人；你会重新理解简约、新鲜成分、质量，以及自己的膝盖在桌子底下与他人的膝盖碰撞在一起的共同感。慢食运动鼓励大家拨出时间亲自烹调食物，并且与他人一起用餐，借由这种方式感受不同于单一文化的价值与行为。

 模式语言与非暴力沟通：尊重人的内在本性

关于建筑环境，经济故事倾向于认为建筑物的内部与外部都应该模块化，建筑物与土地、环境的关系并不是有机的，采取模块化组件会比较有效率，而且能有效控制成本。经济故事的价值与设定很少考虑到因经济故事而形成的物理空间会对每天使用的人造成什么影响。在经济故事中，未来的买方对于空间的重视，不下于其他需求。无论我们未来是否要卖掉自己的家，我们此时都必须要迎合市场。设计师伊尔泽·克劳福德说道：“为了创造自己的家，我们必须忽略我们真实的需要，忽略那些能令家庭温暖，令居住在里面的人感到安适的东西。有时候，用来谈论家的一整套语言听起来就像资产负债表一样。想想那些可怕的晚宴，里面的人谈的全是房地产价格阶梯与好的投资，而电视节目讨论的全是如何装饰家里，好吸引潜在买家。”

与建筑环境的经济取向并存的平行结构，是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发展的模式语言。亚历山大的两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建筑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与《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针对新的建筑语言与规划提出了理论与指导。新建筑语言包括详细的模式，例如如何建造城镇、邻里社区、房子、房间与花园，这些语言完全不带有模块化成分，因此会让我们感到更具生命力与自在。亚历山大在书中提道，虽然每个人对于物理空间的喜好不同，但对于空间是否具有生命力，“感受”相当一致。尽管建筑物经过数百年的风吹雨淋，呈现出千百种不同的面貌，但建筑物带给人的生命感是建筑最根本的特征。亚历山大解释说：“建筑的永恒之道，在于它经历了数千年的沧桑，却依然保有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除非遵循这种特质，否则你绝不可能建造出伟大的建筑物、伟大的城镇与美丽的地方，也绝不可能让自己感到自在，让自己感受到生机。”

与平行结构一样，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给予我们空间（如字面所言），让我们能过着不同的生活，因为模式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结构，供我们居住。亚历山大与他的同事花了八年时间，依据人们觉得什么样的空间让他们感到具有生命力与自在，来辨识出各种模式。这表示这些模式的发展是有机的，就跟平行结构一样。

亚历山大与他的同事发展出来的模式共计253个，这些模式相互关联。每个模式都往上联结着“更大”的、往下联结着“更小”的模式，周围则环绕着“相同大小”的模式。当你想象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让你感到愉快舒适，让你觉得放松自在，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房间里有某些模式在起积极作用。举例（光线照到每个房间的两面的模式）来说，人们直觉地感受到当阳光从房间两侧照进来时，会比较舒服；人们也倾向于避免待在只有一面有阳光的房间。你越清楚意识到模式语言，就越能了解如何打造自己的空间，让自己感觉最舒适自在。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模式语言把人类需求放在建筑设计的中心。亚历山大把这种做法称为起源取向，也就是创造一个能滋养人类生命的环境的方法。虽然他称这种理论是“对建筑与规划的一种新态度”，但模式语言绝不是要将某种思想方式强加于人——而是希望人们找到自己的模式语言，并且加以改良。模式语言的理念在于，你比别人（即使那个人是建筑师）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物理空间，因为你最清楚自己的特定环境。举例来说，在公共空间，我们经常穿过草坪，而不是乖乖地走在人行道上，因此草坪上往往会被人走出一条小径；建筑师铺设人行道就是希望我们走在上面，小径却显示出我们日复一日如何利用空间。

关于关系与人际互动的经济故事倾向于认为，你的人际关系完全是一种交易。经济的单一文化说，这个世界由市场构成，而人是市场里的买方或卖方。你与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而且有着非人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你跟他人都像理性个人一样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你预期自己不会承担与交易无关的义务（就算有，也微乎其微），而且试图把长期的义务降到最低标准。

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方法，是与人类互动的单一文化取向并存的平行结构。非暴力沟通是一种与人沟通的方法，它可以产生较佳的结果。非暴力沟通是一种说话与聆听的方式，能协助我们交换信息与和平解决差异，而非防卫自己、攻击他人，或在遭遇评判、批评时退缩。这是一套另类的行为，它所依据的价值与设定和以往的沟通方法大不相同。

非暴力沟通认为，在各种行事动机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就是丰富生命，亦即，你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命而做一件事，而不是基于恐惧、罪恶感、指责或羞耻。非暴力沟通重视能促进善意的语言，扬弃憎恨或自我贬抑。非暴力沟通支持思想自由，鼓励你扛起个人责任，不仅应该为沟通负责，更要为改善你的关系负责。

你要专注于非暴力沟通过程的四个组成部分，如此才能重新思索如何表达自己与聆听他人的心声。你越能有意识地聆听与表达，便越能避免漫不经心地回应他人，从而做出深思熟虑的反应。15借由这种方式，作为平行结构的非暴力沟通，可以为你创造空间，使你过着不同的生活。此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沟通，也需要化解与他人的差异。因此非暴力沟通正如平行结构那样，每个人都可参与，而且必须植根于真实人群的需求。非暴力沟通的目标是“加强我们的能力，以维持我们的人性，即使在遭受考验的状况下也绝不放弃”。

非暴力沟通方法是从创立者卢森堡自身的生命经验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20世纪40年代，卢森堡还是个犹太小孩，在底特律成长的他，“犹太人”身份使他在学校里遭受霸凌。这些经验使卢森堡心生疑问：是什么使我们丧失同情心，走向暴力？又是什么使某些人不顾环境险恶，依然保有同情心？卢森堡对于在这些经验中言语扮演的核心角色深感兴趣。研究所时期，他构思了一种表达与聆听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在沟通时保有同情心。1984年，卢森堡创立非暴力沟通中心，负责训练人们使用非暴力沟通方法来避免与化解冲突。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非暴力沟通可以说非常成功。许多人确实因为非暴力沟通而改变了他们的关系，这种方法也运用在一些冲突地区，如塞拉里昂、斯里兰卡、卢旺达、布隆迪、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哥伦比亚及中东。卢森堡提到他曾有机会在伯利恒难民营的清真寺里使用非暴力沟通，当时他对大约170名巴勒斯坦人演讲。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对美国人的态度不太友善。当我演说时，我突然注意到底下的观众有些鼓噪不安。‘他们低声说你是美国人！’我的翻译提醒我，此时刚好有个先生从听众里站起身子。他直接面对我，扯开嗓子大声叫道：‘杀人犯！’随即有十几个人加入他，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刺客！’‘杀害孩子的坏蛋！’‘杀人凶手！’”卢森堡运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立即公开与这个人对话了二十多分钟。他说：“我聆听他的话，我不认为他在攻击我，反而认为这是个礼物，有人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灵魂与他受到的伤害。一旦这位先生觉得自己的心声得到理解，他也愿意聆听我的说法，听我解释我为什么来到这座难民营。一小时后，骂我是杀人犯的这位先生甚至愿意邀请我到他家共享斋戒月晚餐。”

尽管非暴力沟通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地仍存在着沟通冲突，这表明改革虽然可能，但平行结构的成功无法完全抹杀其他结构。作为平行结构，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人们努力活得更自由、真实，并且愿意分享彼此的价值与需求。非暴力沟通唤醒人们对世界的责任感，提醒我们沟通的方式会对他人造成影响，就像涟漪一样逐步向外扩散，也许更好，也许更坏；而这也让我们了解，我们每天都有机会与人沟通，并且创造出更好的结果。借由这种方式，非暴力沟通得以与经济单一文化的交易性、非人性与短期沟通取向并存，并且基于同情心及对人类内在本性的信念，而提出经济以外的和平选择。

本文摘编自《难逃单调》。作者：[加]F.S.迈克尔斯；摘编：刘亚光；编辑：刘亚光；导语部分校对：刘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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